坛丘镇地处吴江市南端与浙江省交界，古称檀邱、檀溪。镇区水路交通方便，舟船往来频繁。明成化年间（1465～1487年）坛丘成市，商业较发达，乡村粮、茧、丝、绸、酒、禽、畜各业俱兴。农副业的兴盛，推动商业的发展，坛丘商业集市也随之逐步形成。

日本侵略军入侵时期，田地荒芜，各业萧条，迫使一些商店停业或转移他乡，影响坛丘商业的发展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商业逐步复苏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坛丘镇区共有商店50多家，乡下小集市南塘港、东汲港也有商店、摊贩10多家。但由于当时兵灾匪害，通货膨胀，各业凋敝，市场依然萧条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大部分私营商业（简称私商）消极经营，部分转移物资，抽逃资金或歇业、转业，流通渠道不畅，物价波动大，有关国计民生的物资，特别是粮食涨幅很大，市场混乱。

1951年起，国营供销社商业建立壮大，私营商业逐步萎缩，从而有效地抑制物价，确保社会的安定。

1956年，人民政府号召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，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全镇形成了国营供销社商业为主体，集体商业为辅助，个体商贩为补充的商业体系。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坛丘逐步形成多种经济成分、多种渠道、多种经营方式的商业格局。随着坛丘丝织业的发展，商业网点的分布、店面的装修、商品的各具特色，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局面。90年代中后期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，商业体制逐步改革，对有关部门实行承包经营和转制。2000年上半年，全部转制为个体商业。

坛丘农民历来十分重视养蚕、缫丝、丝绸业。民国25年（1936年），坛丘大谢村陆荣光成立“无限责任吴江县盛泽区大谢乡绸业运销合作社”。受震泽丝市、盛泽绸市的辐射，早在民国期间坛丘集镇就有6家丝行（谢连源丝行，俞煜丝行、陈七娜丝行、王老大丝行、贺菊生丝行和程卯生丝行），2家染坊（徐力强开的“三元盛”染坊、缩甲湾绍兴人周云奎开的“李泰坊”染坊）。还有俞秋補开的“俞隆盛”砖瓦行。施龙生和俞兰洲开的“施隆盛”和“俞隆盛”桑叶行，专供农村养蚕户调剂桑叶。除此之外，私营小手工业也较多，有吴阿六、钱保生开的铜匠店2家，庄汉庆和庄汉金开的铁匠店2家，竹器店4家，木匠铺8家，裁缝店5家，车木、方木作坊各3家，园木作坊2家，共有小手工业26家。

民国期间，坛丘地区共有饮食、服务业店68家，其中茶馆6家（明月社茶馆在民国15年开张，地址在明月桥南，还有牌楼下茶馆、观音堂茶馆、大庙里茶馆、水角上茶馆和清风桥茶馆）；饭菜馆、饮食店12家；豆腐店4家，鲜花店3家，鲜肉店13家，腌腊店2家，酒酱店4家，面店和茶叶店各1家，烟南杂货店12家，糕团店2家，棉百、钟表店各1家；还有乡下小集市南塘港、东汲港多种服务商店6家。他们的经营方式是分早、晚两市。

民国26年10月，日本侵略军来坛丘清乡扫荡，实行“烧、杀、抢”三光政策，迫使大、中商户停业或转移异乡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百业待举、稍有复苏，但仍兵荒马乱，通货膨胀，市场萧条。直至新中国成立后，坛丘的商业重新全面复苏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贯彻“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、城乡互助、内外交流”和“利用、限制、改造”的方针，将私营商业者组织起来，继续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，为经济建设服务。是时，部分商贩消极经营，导致有些商品供不应求，满足不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。

1951年，坛丘建立供销合作社和粮食管理所，私营商业逐步萎缩、停业、转业。对此，政府对消极户进行教育引导，经营上掌握公私比重，给私营商业以合理利润，调动私营商业者的积极性。1953年后，国家先后对粮食、棉布、油料实行统购统销，明令禁止私商自由组织货源，经营粮食、棉布、油料等商品。大部分私商与供销社建立经销、代销、批购关系，使全镇私营商业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。1955年底，由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，推动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，有效地加强私营商业的领导和管理，并组织私营商业走合作化道路。1958年，坛丘成立人民公社，合作商业全部纳入人民公社供销社，后纠正恢复合作商业。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政府允许发展私营商业，个体私营商业成了社会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1983年，坛丘开始出现新的商业个体户，张师傅铁匠铺、王仁官日用杂货店、劳仁龙酱鸭摊及坛丘大会堂门前的3个面摊，还有坛丘乡下的日用杂货店等，是坛丘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现的个体商业户。1984年后，私营商业户逐年增加。1985年，全镇私营商业户已发展至85户。随着坛丘镇区拓展，新街的开辟，1986年后，开设店铺的私商越来越多，有挂靠集体商业租赁柜台经营的，有购买门面房开店的，有租赁集体临街房开店的，形成有挂靠、合资、独资等商店。1991年，全乡共有个体工商户231户，从业人员267人。1998年起，国营商业、供销社商业、集体商业系统在商业体制改革中通过租赁、抽资等承包形式转为私营商业。1999年底，坛丘有247户私营工商户。